南侨机工林福来和他的义子林晓昌

　　1993年金秋，我曾见到一位历经沧桑而又很幸运的机工老人，他就是恒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晓昌的南侨机工爸爸——林福来。这是当年我在滇缅公路收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历史文物时，唯一没有让我伤心落泪，唯一没有让我感到伤痛的机工老人。

从左至右：汤晓梅女士　林晓昌先生　陈嘉庚先生长孙陈立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毅明

　　那年，为了抢救南侨机工的历史文物资料。我与厦门华侨博物院的陈启建先生沿着滇缅公路，追寻着父辈们的足迹，一路走向畹町。作为南侨机工的子女，我也有意借此机会拜访探望父亲的战友，见一见与我同年的南侨机工子女。
　　我和启建从昆明出发，路经楚雄、大理、保山、芒市，最后到达滇缅公路在国内的终点站——畹町。一路耳闻目睹南侨机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让人十分心寒。在与他们交谈时常常彼此泣不成声，涕泪交流。尤其是在保山，有位吴良顺老人的遗孀，因膝下无子女，七十多岁的孤独老人居住在偏远的工厂中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楼房角落。那种生活潦倒无依无靠的惨景，真让人心酸难受。机工子女林宝珠见到我们如见亲人一般地泪如泉涌，哭诉着父亲林春才的种种不幸与坎坷，最后好容易盼到平反昭雪，还没来得及享受一天好日子，就去世了。听着机工子女们这些痛心的哭诉，看着机工们那一张张饱经风霜衰老无奈的脸，寻思着这些曾为中华民族做出牺牲，把青春和热血洒在滇缅路上的革命老前辈，我只能流泪听着、看着，无可奈何地悲伤着。这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当我们到达滇缅公路在国内的终点站——畹町，走进林福来老人家里的时候，看着他年青时候的照片，听着他平静的讲述，从那慈祥的脸上，很难想到他曾经经历过烽火硝烟的战争，遭遇过人生悲欢离合的苦难和受过十年不白的牢狱之冤。尽管他已75岁的高龄，又身患重病、双腿浮肿，生活已不能自理，但从他衣着整洁、乐观健谈的神态，让我感到这是一位老有所靠、老有所养、老有所尊、安享晚年的幸福老人。
　　这位幸运的老人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儿子林晓昌。准确地讲，是林晓昌敬养了一位回国抗日的南洋华侨老战士——南侨机工林福来。为了让老人家安安心心做他的父亲，按照老人家的意愿，他放弃了自己的黄姓，改随老人姓林，并让自己的儿子也都随林姓。这不仅仅是单纯姓氏的改变，其中包含着林晓昌一家与林福来老人一段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位南侨机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怎样传承在林晓昌身上并发扬光大的。
　　1990年到1994年间，在南侨机工联谊会，我不断地从众多的议论中听到了林晓昌这个名字，那时大家都习惯地叫他阿昌。南侨机工林福来老俩口跟前无子女照顾，生活贫困年纪又大。阿昌因常来畹町做生意而认识了这位老同乡。
　　了解到这位老人的身世后，从尊敬到敬仰，便主动承担起侍奉老俩口的责任。当时还有叫蔡长梨、刘春泉的两位老机工，也经常到他们家吃住，阿昌待他们也同样敬重如父。据说阿昌是个缅甸华侨，原在缅甸做生意，后来才回到了中国畹町。
　　听着人们的议论和颂扬，我心下琢磨，这是位有钱的华侨在资助我们这些有困难的南侨机工。作为当时南侨机工联谊会副会长的我，不禁对这位旅缅华商充满了感激。但是，当我走进阿昌那栋陈旧的屋子，看到那简陋的陈设时，我的心被震动了，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这不是有钱人对穷人的施舍或是资助，这是一位心地善良、品质高尚的人才有的行为。
　　那时的阿昌还不是一个有钱的缅商，而是处于一种贫而不困，靠着勤劳辛苦挣钱养家糊口的人。他们夫妻俩已赡养林福来老俩口多年。他们不仅把林福来老俩口侍奉到终老，而且在林老先生在世时，想方设法出钱出力，帮他找到原配夫人和他的亲生儿子及孙女，使他们骨肉团圆。原配夫人及他的儿子不幸故去后，阿昌又将老人的两个孙女从缅甸接到昆明华侨补校读书，使她们成为有文化、有知识，在生活上能自食其力的人。
　　在离开畹町前，当地政府官员及侨联主任刘永珍对我说：“这个阿昌对待这位林福来老人啊，我们没话说了，就连亲生儿子也难得像他那样。"后来与阿昌熟识了，问及他当年为什么要赡养林福来夫妇?他说：“自从认识这位老人后，常听他讲述当年回国抗战的事情，从没听他提起过受冤遭屈的事。我是为老机工林福来的事迹和他的精神所感动而这样做的，不只因为他的贫困，也是为了能很好地照顾这位老人，我才从缅甸迁居畹町。林老先生经历这么多的坎坷，那么多的磨难，对国家对社会从没有一句怨言，他的这种胸襟让我感动，他的这种赤子报国的精神让我敬佩。善待这些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做出贡献的老人，我应该尽这份义务。虽然我在经济上、生活上照顾了他，但他传承给我的精神财富是永远用不完的。你如果想了解这位曾经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把青春和热血洒在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无论社会对他多么不公，遭遇多少的不幸，他为什么依然无怨无悔，你就从我老父亲的述说中去找答案吧!
　　1 918年，我出生在马来亚太平埠一个华侨小商家庭里，我家祖籍是福建省厦门市。我在太平读书至初小，因父母早逝，我和弟弟无钱继续读书，18岁那年，我便进了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橡胶工厂当学徒工，并见习汽车驾驶和汽车修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大地。我们海外华侨无不义愤填膺。广大侨胞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焚烧日货。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号召海外华侨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整个南洋。1 938年，国内已开展了全面抗战，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战线内移，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军援断绝。抗战前线急需军事物资，然而，军事运输又急需大批熟练的汽车司机始能担此抗战重任。
　　1939年，我已是一个21岁的热血青年，看到祖国遭难，心里很痛苦。我想自己虽然出生国外，但是个炎黄子孙，如果祖国亡了，对我们海外华侨将是个奇耻大辱，现在祖国面临危难，我应尽一个中国侨民的义务，报效祖国。心里想着我会开车又会修车，不是非常符合机工的条件吗?于是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在马来亚的太平埠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决心为保卫神州而战，为反对法西斯的侵略而战!
　　听说我要回国参战，亲戚朋友都舍不得我走。有的亲戚甚至提出，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我，条件是只要我留下。特别是与我相依为命年仅18岁的弟弟林亚水，更是哭着不让我离开他。可我回国抗战决心已定。我向他们表示，等回国赶走了强盗，定将荣归故里，回报亲人。亲人和朋友们见我主意已定，也不再强留，便为我打点行装。
　　我把弟弟托付给了亲人，便挥泪告别了亲戚朋友，登上了运载第五批机工回国的轮船，从新加坡出发了。我们这一批共有200多人。
　　启程那天，码头上人山人海，送行的华侨和亲人们排着长队，夹道欢送我们这些穿着刚发的崭新机工工装的参战青年，我们迈着大步，踏上了抗战征途。岸上的人们摇着旗帜，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到如此场面，我们个个紧握双拳，热血奔涌，似乎要即刻与日本鬼子交手拼刺一般。
　　我们的轮船在辽阔的南海上航行了3天3夜。第4天船到越南的海防靠了岸，经过交涉，我们乘火车到达昆明，便受到有关部门接待。记得当时在云南当主席的龙云，还以他个人的名义设宴招待了我们。随后，我们便被送到了昆明潘家湾训练班受训。训练生活十分紧张。每天上午在室外上两个小时的军事操练课和两小时的驾驶操纵课。下午则是卫生常识以及战时护理等课程。大约只学了两个来月，由于战事紧迫，我们每人领了一套汽车修理工具就被分配到各个大队服务去了。当时我们被分去的大队建制是：1．先锋队，驻缅甸的八莫、腊戍一带，开雪佛兰牌卡车；2．西南运输处第十三大队，驻芒市、遮放一带，开道奇牌卡车；3．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驻贵阳一带，开万国牌卡车；4．西南运输处第十四大队，驻下关一带，开道奇牌卡车。
　　我被分配在第十四大队服务。那时我们开车的叫做司机，我们穿的是衣连裤工作服便装。生活十分艰苦，在队部时，虽一日三餐，但早点却吃稀饭。出车执行任务，更是饱一顿、饿一顿的，有时还得自带锅米，途中停车，埋锅做饭。穿的工作服也是质地极差的布缝制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机工归国后，南侨总会曾多次给我们机工团寄来大批物资，可是多数都让那些腐败的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发到手的东西，又少又破烂。
　　那时候，美国的军援物资主要是由缅甸进入，经滇缅公路运往各抗日战场。我服务的第十四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从下关把第九大队运来的军火和汽油等抗战物资运往昆明。战事紧张时，我们也直接到芒市、遮放等地装运。
　　滇缅公路为战时抢修而成，路基很坏，常常塌方，雨季简直无法通行，有时被堵在途中几天几夜，饥寒难忍，度日如年。那濞漾坡、瓦窟坡更是上下两难。当时就连从芒市到龙陵这三十来公里路，卡车也要走两天。一到旱季，运输特别繁忙，整个滇缅公路上，车来车往，事故频繁，不少机工死于车祸，为抗战捐躯。记得有一次，我从保山抢运军火回下关，在永平至下关的路上，碰上一辆对头车，眼看两车即将相撞，如果引起军火爆炸，便会车毁人亡，我急忙向一边打方向盘，卡车失去控制，翻下山洼，连打几个滚翻，把我从驾驶室内甩了出去。幸未引起弹药爆炸，可我身上被倾翻的弹药箱重重地压住，幸得队友救护，我才免于一死，但我的脸、身和腿部多处负伤，小腿被剜去了一大块肉，至今还留下多处伤疤。新修公路难走不说，还常常在半路上遇到空袭，一旦发现飞机，只得将车开到路边或树下隐蔽起来，随时都有中弹身亡的危险。
　　我们机工当时还有一怕，那就是疟疾。很多机工到了芒市、遮放等疟疾高发区后，便被染上，一病不起，甚至死于病魔。我们第五批太平埠的机工领队，名叫蔡世隆，回国后在遮放染上了疟疾，高烧不止，几天后死在芒市，时年仅26岁。他出身于马来亚华侨资本家，是个有文化，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当我们闻知噩耗，一个个不禁伤心痛哭，为了表达崇敬之情，我们选派代表来芒市，将他的尸骨掘出火化，将骨灰护送回新加坡交给他的父母。我们的战友蔡世隆，他是为祖国的抗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的。
　　就这样，我们在滇缅公路上面对种种困难，为前线运送着一车又一车武器弹药，支援着前方的抗战。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坚持运输多年。其间，我曾得到消息，知道弟弟继我之后也回国，受训后分配到贵阳的第十三大队服务。可是我们一直未能见面，后来我又调到华侨先锋队第九中队，驻守在滇缅的八莫、腊戍一带，我们兄弟俩见面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4月底，日军从缅甸长驱直入，我们在缅甸已难以立足，便向国内撤退，到处是一片惊恐。为了不让日军占领油库，军委下令将油库所有汽油烧毁。油库爆炸那天，只见满天火光，染红半边天空。日军的枪炮声渐渐逼近，大家奔跑逃命，汽车一辆一辆地向国内开。就在此时，原籍福建的许姓华侨一家五口，作为难民搭上了我的卡车。他们不愿当亡国奴，便与我们一同回国，谁知这一家的出现，竞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从缅甸的八莫经畹町的惠通桥，车子走了几天几夜，路上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逃难的群众成千上万。日军的飞机在头顶盘旋，坦克在后面尾追，我们只顾奔逃。1 942年5月4日早上10点多，当我开车刚刚驶过惠通桥，中国守桥部队奉命点燃了炸桥的引线。“隆"一声巨响，吊桥从中间断裂，桥身坠入江中。守军炸桥主要是为阻止日军越过江桥向内地推进。当时在桥那边成百上千辆卡车再也无法前行，司机和数以万计的群众便纷纷逃命，有的跳下怒江，力图游到对岸，可江流湍急，一些人不幸被江水卷走。有的则在对岸百般呼号无人答应，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候，有什么法子呢?
　　我开车继续前进，当天下午到保山城东门外，保山刚遭到45架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只见城内四处冒着硝烟，墙倒屋塌，尸横遍街。有的血肉模糊，有的缺臂少腿，惨不忍睹。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我们不敢久留，在保山东门外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天未明便继续驱车上路了。到了楚雄，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许姓华侨一家对我非常感激，硬要拿钱报答我对他们一家的救命之恩，可我执意不收。此时，许父看我与他的大女儿许水治有点意思，便主动提出将女儿相许，老人有意，我们俩小有情，就这样我与许水治在楚雄结为患难夫妻。
　　那年我刚满24岁。婚后不久，我把许水治一家安顿在楚雄后，便开车至昆明，一到昆明，我们却被收了汽车，莫名其妙地被解雇了。一时间，我成了一个找不到归宿的失业者。我已经是有妻室的人了，今后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不行，得找一个职业。正值此时，中美航空公司在昆明的代理人李维明要招收160名汽车驾驶员。为了生活，我报了名。不久，我坐上中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来到印度丁苏加的飞机场，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运输汽油、军用物品和大锡锭。在这个机场，我又度过了两个春秋。我时刻挂念着国内的亲人，每当月圆之夜，
便仰望天空皓月，思绪飞回国内，飞到亲人身旁。机场的待遇比较好，工资报酬不低。我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笔钱。1944年底，我以探亲度假为名，坐飞机到了昆明，终于与楚雄的亲人见面了。回国后，得知滇西一线的抗日战事进展很快，抗日将士在当地民众的支持和配合下，与日寇展开了血战，整个西线节节推进，日寇且战且退。这时，我又到国民政府设在保山的交通部第四运输处开车，继续奔驰在滇缅公路上，为抗日战争服务。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我弟弟林亚水要求重返出生地新加坡，很快他办理好了一切手续，领取了两百美金安家费，准备出国。我因在国内建立了家庭，不能与弟弟同行。分别时，我们弟兄俩哭成泪人。真想不到，7年前，弟弟为我送行，7年后，我又为弟弟饯别。亲人别离的悲痛使我说不出半句话来，我把一只手表戴在弟弟的手腕上，算是分别礼物。谁知那一别至今已40余载，却音讯杳然。
　　送走亚水后，许水治一家见日寇投降，缅甸已平静，便动了回缅甸之心。于是，我也就随着许家出国到缅甸，曾先后在九谷、瓦城一带居住。我帮一个车老板开车，常常跑腊戍、仰光等城市，以谋取微薄的酬薪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受雇于人，寄人篱下，那时一家人的境况并不太好。我时时想着回国谋生，可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国内并不安宁，我只好打消回国的念头。
1953年祖国已经解放，这才坚定了我回国的决心。我怕回国后找不到职业，便决定一个人先回国看看，等找个职业，安顿下来，再把全家接回国。我告别了妻子以及我那刚刚两岁半的儿子，再一次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我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办理回国护照，从瑞丽县入境，又踏上了阔别7年的国土。可是我到畹町20天，便被逮捕了，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判了十年徒刑，投入劳改场。刑满后，我又被安置在湾缅劳改农场就业，一晃便十几个年头。这期间。我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979年，我与我现在的妻子回到畹町定居。1986年5月，在德宏州、畹町市侨联的帮助下，终于搞清了我的案子，经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审，宣告我无罪，撤消了原判。并落实了政策，享受职工退休待遇。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我的晚年，现在每月发给我30元生活补贴费，还支持我发展家庭养兔和经办代销店。我们夫妻的晚年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1985年，我光荣地当选为畹町市政协委员、畹町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同年，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40周年之际，德宏州侨办、侨联组织了原南洋华侨机工参观团赴首都参观游览，我也作为其中一员第一次来到首都。当我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遗容的时候，当我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漫步的时候，当我在游览名胜古迹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曾经蹂躏这片大好河山，多少祖国的好儿女为了她的今天而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海外赤子、华夏子孙为他所做的微小贡献，党和祖国人民并
没有忘记我们，在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我们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的抗战事迹。想不到，我们的业绩已载入了史册，名垂千古。在北京参观学习期间，泪水时常蒙住了我的双眼。 (选自畹町胡蔷整理的林福来口述资料)

　　林福来老人的眼里闪着泪花。那是一个一生颠沛流离的老归侨百感交激的热泪，是南侨机工这个爱国华侨群体之一员无愧于祖国无比自豪的热泪。
　　从老人的口述中，我找到了答案。
　　林福来——回国抗日的南洋华侨机工，他用自己的行动和语言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如果祖国亡了，对我们海外华侨将是奇耻大辱，祖国面临灾难，报效祖国是一个中国侨民应尽的义务” 。林晓昌的这位南侨机工父亲，无怨无悔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在尽中国侨民的义务。
　　在老父亲这种“尽义务”的精神激励下，林晓昌继承发扬了父亲的这种精神，多年来在不断地尽着“义务”。他的事业做多大，他的“义务"也就随着尽多大：1 995年为庆祝畹町市建市10周年捐赠10万元，1 997年2月为修建320国道畹江线路段捐赠1 3．5万元，1996年捐赠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希望小学人民币14万元，捐赠云南临沧地区云县帮洪恒昌希望小学人民币25万元，捐赠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坡头乡阿西冲小学20．5万元修建道路及饮水工程，捐赠祖籍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老年活动中心10万元，捐赠云南省侨联调研经费5万元……1 995年至2003年间，他为家乡及社会无私奉献，捐资公益事业达200多万元。
　　除此之外，他还为改善侨联办公条件尽心尽力，不仅为畹町侨联配齐了办公设备，今年还将捐赠10万元给云南省侨联更换办公电脑设备。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他又捐资350万元在畹町森林公园建树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现在业已动工，预定在今年8月15日落成。
　　从1994年认识林晓昌以来，他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大，企业发展越来越快，社会知名度也随着他对社会所尽的“义务”越来越高。他的思想意识、文化知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他的敦厚与善良、睿智与高尚。
　　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的是，1 993年我从昆明到畹町踏进阿昌的家时，很不凑巧，未能见到这位听说了三年、熟知了三年的阿昌，倒是见到了他的妻子施碧霜女士。施碧霜女士长得美丽端庄，沉静寡言，当我第一眼见到林福来老人那一身衣着打扮和安详自如的神态，我就确定这是一位贤淑能干的好媳妇。阿昌常年在外奔波忙碌，侍奉老人、照顾小孩的担子自然落在了妻子头上。一切家务全靠妻子一人操持，有空时还要帮助阿昌料理生意。所以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美丽的脸上略呈些许辛苦和劳累。
　　事隔12年，为南侨机工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我又走进了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与他们捐资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比起来，我仍觉得简朴。施碧霜女士亦如十多年前那样朴实无华，只是多了几分成熟，增添了几分健康，比十多年前开朗了一些，活泼了一些。
　　为了让林福来老机工的爱国主义精神继续影响后人，他们为老人家修建了淘一座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陵墓——怀园。云南省德宏州政府侨务办公室和蔼侨联为林福来立了碑、树了传。为了修筑这座“怀园”，他们从福建老家请来能工巧匠，每天都由施碧霜女士亲自为他们做丰盛可口的饭菜。我无意中发现，她从不给工人吃剩菜剩饭，每顿都是让工人们先吃，自己最后才吃，而且不在乎吃!的是剩菜。

林晓昌夫妇     

        也许因为我自己是女人，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平民百姓，我只会用平常人的眼光去衡量一个人的行为与品德。或许还有些人认为这种小事不值一提，但施女士的这种“小事”真的让我好感动，她的胸怀，她的豁达，她的吃苦耐劳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妇女的贤德。她却跟我说她什么都不懂，但她的行为告诉了我，她懂得很多很多……现在人们都知道林晓昌赡养了一位南侨机工老人，为社会做了那么多贡献，但我更希望人们能够了解、能够认识，林晓昌之所以能持之以恒地为社会做那么多的公益事业，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位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与他相濡以沫的好妻子——施碧霜。
　　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人，我们天天都在讲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可怎样才能继承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呢?让我们就像他们夫妇一样从小事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