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昆明“飞虎公墓”

　　写一篇探寻“飞虎公墓”的经过，我久久没能动笔，这不仅是因为与公墓有关的人和事，是一页悲壮而沉重的历史，更因为这段历史已被岁月的风雨撕裂得支离破碎，与此相关的遗址、遗物和史料已被人为毁坏、散失而难以查寻……
悼“飞虎”烈士

1943年某月某日，
您走了，化作一道彩虹。
中国的抗日天空，
又少了一只保家卫国的雄鹰。
我们至今不知道您的名字，
只能从遗照中仰视您的勃勃英姿，
从历史记录中想象您的英雄业绩。
当胜利的喜讯到来之时，
和平的蓝天上印有您永恒的微笑。

2007年清明时节，
我们惊见抗日飞虎烈士的安身之地已被破坏，
近半个世纪了竟无人修复。
我们发誓要竭尽绵薄之力。
在烈士们为之献身的祖国的青山中，
与国人一道安埋好烈士们的忠骨。
不然，
我们的良心就会发痛，
我们的精神就会变矮……

一个电话引发的行动

　　2007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毛祥麟老师的一个电话，毛老师在电话中向我描述了与探寻昆明“飞虎公墓”有关的陌生之地：昆明东郊，有一个叫小麻苴的地方，有一座叫龙树庵的寺庙，有一位叫海清师傅的扫地老人，……就像是一个久远故事的开场白。此前，我也曾听中国空军军官丁怀之子丁善达先生不止一次向我说起过昆明东郊有一片曾埋葬过美国飞虎烈士的墓地，但一直没能亲自前往探寻。这一次是毛老师与邓家琪先生等十余位盘龙区政协文史委的专家前去探寻回来了。于是，我约了在报社做编辑的易晖老友，搭乘单位同事李建国夫妇的小车出城了。
　　汽车在得胜家具城、高架立交桥及九门里之间弯来绕去，又是打手机，又是下车打听，前后不下十次，好不容易在贵昆公路八公里处沿途商铺中的一个不起眼的缺口处，找到了通往龙树庵的乡间小路。车行几分钟后，我们在突然出现的几棵高大的古树下见到了相貌平平的龙树庵。此刻，我们已无心打听有关“龙树”的传说，我们在龙树庵旁的小麻苴新村见到了敦厚朴实满脸堆笑的海清师傅，七旬老人的热情与我们后来碰到的几位村里年轻人的冷漠态度相比，形成强烈对比。说明来意后，海清师傅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从空军公墓到飞虎公墓

　　海清师傅先带我们参观了龙树庵里残存的飞虎公墓的牌坊及忠烈祠的主柱石墩，然后简略地介绍了公墓的概况，他还讲到当年美国飞虎队员常给他们这些小孩子吃糖果和巧克力的趣事。我们提出来要看看飞虎公墓原址，海清二话不说就带我们往龙树庵后面的一个高地走去。高地上耸立着一座村民们花30万建造的30米高的蓄水塔。身材健硕的海清带我们沿铁梯爬上了水塔一个20余米高的平台，虽然有些探险的感觉，但眼下景物却一览无遗。从脚下一片绿浪滚滚的百年竹海往前望去，不远处是一个由二层库房围成的巨大的长方形“操场”，中间停着几辆卡车。据海清说这是部队的营区。营区附近是一些工矿企业的建筑物，远处延绵起伏的青山围着这块风光极好，归属阿拉彝族乡的坝子。难怪当年这里的一方宝地被选做“空军公墓”。在原公墓对面小麻苴老村落的半坡上，还有一座唐继尧夫人的墓，我们在第二次重访小麻苴时，看到了这座已被破坏直径约5米无任何标志的半圆形水泥墓，墓旁紧挨着的是几幢拔地而起的新宿舍楼。据海清师傅说，唐继尧当年曾跪着写碑文，现写现刻。每年来扫墓时还要装上一车小麻苴的井水回去饮用，可见这里的井水曾是何等的甘甜。唐继尧来小麻苴时还不忘洗澡冲凉，故海清师傅说：“唐继尧的身材像坨饵块，身上一点疤点都没有。”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当年“空军公墓”选址小麻苴，很可能就是作为云南航校和云南空军的创始人唐继尧将军所为，这里真的是一块风水宝地。
　　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一张小麻苴“空军公墓”的照片为毛祥麟老师所珍藏，这是当年毛老师的父亲中国空军军官毛文渭先生与几位战友为1935年11月牺牲的李法融烈士扫墓时所摄。李法融是1926年云南航校第一届飞行科毕业生，牺牲前在中央航校任飞行教官。1941年7月10日，“七?七事变”四周年后的第三天，陈纳德组建的美国援华志愿飞行队起程飞往中国，1941年12月20日，志愿队首次在昆明升空对日作战，以击落日机9架（我方无一损失）的骄人战绩大获全胜，被昆明人授予“飞虎队”的威名。1941年12月26日，三位飞虎队员在完成了一次战斗任务后，各乘一架EW—21单座机从缅甸飞往昆明途中全部坠毁，一人牺牲，两人受伤。这位牺牲的飞虎队员可能就是第一位安葬在小麻苴“空军公墓”的飞虎队员。1942年5月“驼峰航线”秘密开通后，在执行战斗和运输任务中牺牲的飞虎队员逐日增多，1944年是中美两国飞虎队员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年，据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昆明“空军公墓”已安葬了800余位中美飞虎烈士，其中美国飞虎烈士约200余位，昆明“飞虎公墓”因此得名。据海清师傅的同事李文华老人回忆说：“美国飞虎队烈士的墓是在墓地左面的前面几排（右面为中方烈士墓地），每排约20余尊。抗战胜利后，这些烈士的遗骨都被美方取走运回美国去了，美方在取走时在每个空墓穴旁各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
　　近来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1946年1月，云南省相关部门专门组织力量协助美军调查在抗日战争中阵亡及失踪人员。据1946年3月10日民国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公署给云南省政府的的一封快邮代电称：“本市美国空军司令部吉克逊上校函称，留昆美军人员除“公墓登记队”外已全部撤离，自今日起昆明区美军活动完全停止。该队共有官兵三名，即道福特中尉、艾叶尔上士、胡比中士。三人现住巡津街花园饭店，有军犬一只、运输车一辆以供处理美军公墓事务使用。”这份档案文件透露出的信息是，昆明安葬援华美军阵亡将士的地方除飞虎公墓外，还有多处分布。“二战”结束以来，美军在搜寻阵亡军人方面是不惜代价的，这源于“不落下一人”的美军传统。一位负责这方面事务的美军官员在阐述他们的观点时这样说：“我们把那么多青春年华的男女送上战场，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无论生死，我们都会把他们平安带回家，让亡者能魂归故乡。我们守护的是军队的传承信仰。”美军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事实已经作出了回答。

被毁的飞虎公墓

　　以援华抗战的美国飞虎烈士身后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打击日寇抵抗侵略的中国飞虎烈士身后命运却遇到了谁也想不到的劫难。据海清师傅回忆说：“1953年，部队以征用土地建库房为名，征用当地村民和车辆（以牛车为主），把烈士的棺木挖出来，连同墓碑一口一口地运到几公里外的长春山上草草埋葬了事。1958年“大跃进”大兴水利建设的时候，这里的墓碑被生产队全部取走运去修水库了。1980年代后期，这些烈士棺木又被盗墓贼全部撬开，其现场惨不忍睹。据说这些盗墓贼来自陕西一带的专业盗墓队，一些当地村民的墓也遭毒手。我们在大麻苴寻访时遇到一位三十多岁的热心村民毕洪友先生，据他回忆说，当时盗墓的消息在村里传开后，他和几个胆大的小伙伴还去了看盗墓现场，见到一位烈士的头上还戴着一顶美式船形军帽，印象特深刻。
　　匆匆结束了在小麻苴的寻访后，我们又由海清师傅带路，驱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长春山“飞虎公墓”。虽说四、五公里的车路并不远，但弯来绕去的大路小路会令每个外来客找不着北。从后来我们专门买来的《昆明交通旅游图》来看，从小麻苴到长春山必须绕一个大弯穿越与成昆铁路相连的贵昆铁路才能到达山脚。这头一次来寻访，海清师傅告诉我们这座山叫“石塘山”，后来几次我们再来寻访时才发现不对，究其原因竟是因某处树立的通讯线路水泥标志桩写错了山名所致。石塘山是长春山北边紧邻的一座姐妹山，地图上并未标注。
　　昆明东边的山都不算太高，且山体保护都不好。长春山约4公里凹凸不平的山路，我们爬了一半才感觉到青山的气味。山顶实际是一条较平缓的山地，海清师傅带我和易晖在山地绕了七、八分钟后叫道：“哎呀！给是这些空军英灵不喜欢我们老来侵扰他们，把墓地隐藏起来了？这三个月中，我可是当了四、五回带路人了。”我马上安慰海清师傅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们是他们（空军英灵）的亲人呢，他们肯定会欢迎我们来看望的。”我建议歇歇气又找，我们选在小路旁的草坎上坐下，心想这次决不能白来！十多分钟后，墓地终于找到了。这是一片不久前被山火烧过的小树林围着的墓地，树林周边似乎是一条扑灭山火前后挖出来的防火带。我们看到这块墓地大约有两三个足球场那么大，墓地上稀稀落落的灌木野草全被山火烧焦成焦黑色，新的青草已长了出来。就在这一年的4月5日清明节，原云南日报总编孙官生先生和吴学源、孙汝明等几位专家是最早寻访这块墓地的云南人，一切如他们和毛祥麟老师撰文描述的那样，原本排列成序的墓地里的棺木已被全部撬开，留下一个个长方形的墓坑，坑里坑外可见散落的白骨和棺木，整个墓区一片狼藉，可想见当年那些丧尽天良的盗墓贼是何等地凶狠。
　　海清师傅讲，当年这些烈士的坟墓都有墓碑，每块约1.2X0.6米，上面刻着烈士的名字，立碑的单位和立碑时间，碑头还有图案。我们举目四望，却是一块墓碑都看不到。有着军人情结和记者敏锐特质的易晖不一会就发现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躺在被海清师傅称为打“昆明保卫战”时挖的“战壕”的坑里，当我们合力把石头翻转过来时，发现它是一块半截残碑，海清师傅抓来几把青草擦去碑上的红泥，我们用剩下的半瓶矿泉水冲洗碑体，残碑上即显露出几个工整的楷书字：“……年三月二十九日（右边）……烈士之墓（中间）……第五总站　立（左边）”。烈士墓地上第一个“有字”实证被我们发现了，这是前几批寻访者都未能发现的呀。据海清师傅说，在我们之前，还有昆明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也来墓地看过了。
　　回到家，我立即拨通了毛祥麟老师的电话，向他请教“……第五总站是何单位？”“就是空军第五总站（师级）噻……”毛老师的讲解令我欣喜，我原先还以为是什么加油站、修配站之类呢。毛老师解释说：“第五总站属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十余个总站之一，负责云南省各机场的管理和指挥，负责空军对日作战设备和油弹物资的补给、军需用品的供应、通讯联络、医疗救护等行政事务，小麻苴‘空军公墓’的管理和祭祀，也在其职责范围。”
　　2007年7月7日，正值“七?七事变”70周年之际，《春城晚报》“大观”副刊版发表了毛祥麟老师撰写的考察“飞虎公墓”的文章——《不该忘记的烈士》，配发了我们首探“飞虎公墓”的五张照片。引起了读者及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至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被迁移、被损坏、被盗毁的昆明“飞虎公墓”真相首度以较完整的形式披露于世。

拼补历史的碎片

　　2007年8月18日，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在昆明成立，云南最早成系统地研究飞虎队历史并著书立说的孙官生先生被选为会长。孙会长在他2007年首次探访昆明飞虎公墓的纪实文章《清明时节雨纷纷》中这样写道：“附近两个村公所在山上巡山‘护林防火’的六七个村民，年轻的有20来岁，年长的有50多岁，听说我们是来寻访飞虎队公墓的，便都热情地围上来问这问那，并提供情况。公墓遗址约有上百亩光景，现分为东西两片（中间有一条小路穿过，当年没有小路，连成一片），西边一片已被夷为平地，曾经种过庄稼，已看不见公墓的痕迹……”我们首次探访公墓时站在东边墓地往西看到的地形情况确实如此。
　　当年东西两片墓地约分布着500多尊坟墓，村民们的回忆与抗战老兵（中国驻印军）杨毓骧先生的回忆大体一致。杨老1943年夏季至1944年秋曾在设在小麻苴附近的“国立西南中山中学”上高中，每逢假日都与同学们沿着田埂小路走进风光秀丽的“空军公墓”，坐在草坪上温习功课。在杨老的记忆里，中方烈士的坟墓约有25排，每排约20尊，和1953年搬迁到长春山公墓的数字大体相同，美方烈士的坟墓也在200尊以上。公墓西面正中还建有一座民族风格土木结构的灵堂，东西立有两座牌坊。另据史料记载，1940年曾在“向旭小学”读书的郭师尧先生回忆说，灵堂是一幢青瓦平房，大门上方有蒋中正题写的“忠烈祠”三个大字。1940年，学校的几位老师率全校学生拜谒空军烈士墓时就到过这座灵堂。灵堂中间摆着长长的供桌，桌的颜色是昆明民间常见到的那种紫红色；供桌贴墙放着，上面有多层木板台阶，在一排排台阶上放着数十位烈士的灵牌，上面写着烈士们的姓名、级别、籍贯、出生和殉国日期，整个灵堂给人一种肃穆之感。老师还在灵堂中给学生们讲空军英雄刘粹刚等人的故事，令郭先生没齿不忘。
　　2007年9月，我从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得到两张老照片的复制件，这是2005年9月美国飞虎队老兵罗西随访问团来中国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时送给一位中国飞虎队员之子的，这位中国飞虎后人就是天津科技大学的王春祺教授。两张照片均是为美国飞虎队烈士举行葬礼时拍摄的，其中一张的背景是一座中式庙宇，但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后我同飞虎队研究会杨副秘书长寻找飞虎烈士墓碑的过程中，碰到大麻苴村的一位老书记周俊先生，老书记一见到我拿出来的老照片就指着小寺庙脱口而说：“这就是小麻苴飞虎公墓里的‘忠烈祠’。”没想到从美国辗转到昆明的老照片这么快就得到确认，我真有大喜过望之感。
　　2007年4月起，昆明发现飞虎公墓的文章和消息，昆明各大媒体均作了连续报道。8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获知这一消息的王春祺教授不仅给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发来了上述老照片还配发了相关研究资料。其中与昆明“飞虎公墓”有关的资料出自美国飞虎队员斯科特写的《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一文，文中这样写道：“后来在江西吉安找到了埃利亚斯的遗体，在那里入殓，运回衡阳基地，然后再运往昆明。在昆明有一块墓地，专门用于安葬牺牲的美军人员。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旁边，美国人把这个寺庙视作一个教堂。葬礼是最令人悲哀的时刻，由随军牧师主持追悼会，念祷文，把盖着国旗的棺木放入云南的红土地里，墓穴顶部盖有一块青石板，一个伙伴长眠此处；此时一队飞机飞过墓地上空，低沉的马达声向他们致敬；墓碑整齐的排列着，有一个墓穴空着，是为下一个伙伴准备的。”斯科特在文章中提到的佛教小寺庙正是小麻苴的龙树庵。
　　中国飞虎英烈的葬礼则是另外一种形式，据李文华老人回忆，当年中国飞虎英烈下葬时，还要从城里请来军乐队，军乐队队员都穿着大马靴。郭师尧先生的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据郭先生1989年重访烈士墓地时遇到的一位58岁的当地老农海正清先生所讲，中国飞虎英烈下葬仪式是在每年的“空军扫墓日”统一进行的，时间定在日机（1938年）9月28日首袭昆明的日子。此前先后运来的许多烈士棺木都存放在了龙树庵内。那时的龙树庵比现在要宽，存放的每口棺木前都摆放着烈士生前雄纠纠气昂昂的戎装照。举行下葬仪式那天来的将士很多，门口空地上都停满了大小汽车，还配了军乐队，整个仪式隆重得很。

发现另外的烈士

　　2008年12月，我听说发表在《云南中共党史研究》季刊（2008.3）上蔡惠霖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金三角的异乡人》受到关注，这一期也发表了我写的纪念滇军血战台儿庄70周年的文章，所以手头刚好有一本，于是找出来拜读。没想到其中一段与海清师傅讲述的打“昆明保卫战”的一段经过相吻合。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将军率滇军第七十四军、第九十三军在昆明通电宣布起义，国民党部队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主力于12月15日进抵昆明近郊，对昆明城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并于16日至17日开始向跑马山、长春山、小板桥一带的起义部队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海清师傅所指给我们看的一条蜿蜒傍山、野草荆棘丛生的“战壕”即是当年起义部队保卫昆明时所挖。据海清师傅讲，当时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攻占长春山后，这里遍布数百具战死的起义官兵尸体。直到“昆明保卫战”结束后，附近村民才把那些遗体埋葬，他们的尸骨已和青山绿树融在一起了。蔡惠霖先生在文章中描绘的“长春山之战”则更具体，他写道：“18日，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各一部向巫家坝机场及响水闸、长春山、鱼目山一线发起攻击。起义部队顽强抗击，战斗越打越激烈。据守长春山等高地的起义部队第四十三师三十八团五连在国民党军炮火与步兵的轮番攻击下，伤亡过半。当日夜，为避免消耗兵力，起义部队指挥部决定放弃巫家坝机场和响水闸阵地，两地守军转移至吴井桥、五里多一线。”
　　上述史料并无长春山守军撤退转移的记述，估计已伤亡殆尽，才有了海青说的“敌军占领山头，村民随后埋葬遗体”的说法。我想，在即将迎来“昆明起义”和“云南解放”60周年纪念的特殊日子里，我们难道不应该为这些保卫昆明、解放云南牺牲且没有留下姓名的起义官兵，树一块“昆明保卫战无名烈士纪念碑”吗？

飞虎烈士墓碑追踪

　　在1958年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昆明农村兴起了一股大修水库的热潮。“飞虎公墓”上数佰块烈士墓碑 ，仿佛被一阵狂风扫过后一夜之间全无了踪影。“当年这些墓碑大多被村里人拉去修水库去了”，村里上年纪的老人几乎异口同声的这样说。我们采访过的小麻苴村民李文华即是村里组织马车运输队拉墓碑的马车夫之一。当年昆明的马车有一个在全国来说独一无二的风景，就是它的两个轮子配用的是“飞虎队”十轮大卡淘汰下来的轮胎，这个秘密是近日我把美国飞虎队老兵比尔?迪柏1944年摄于昆明的一组彩照，拿去请著名探险家金飞豹先生辩认时获知的。其中一张彩照拍的是八辆清一色汽车轮胎马车排成一队，可能是刚从飞虎队驻地卸完物资出来的路上照的。当年大小麻苴的马车队为抗日飞虎队运送军需物资的光环，因后来参与运送“盗取”的飞虎烈士墓碑而暗淡下去。
　　2007年中旬的一天，我和易晖邀约了杜奎昌、宋向东、原中国驻印军老兵杨毓骧先生等几位民间抗战史专家和抗战老兵之子李建国等，再下大小麻苴，寻找飞虎烈士墓碑踪迹。我们在陪同杜奎昌先生探寻唐继尧夫人墓时，又获得海清师傅讲述的两则轶闻，即当年小麻苴村民在唐继尧执政时期就获得省府的一些优惠待遇。一则是由滇越铁路运来的“东京米”优先供应全体村民；另一则是每年村民代表只消象征性地拎一提篮铜钱到五华山省政府，就算是交税了，这个优待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条件是村民们要善待好空军公墓和唐夫人墓,但这个“君子约定”只维持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野蛮地撕毁了。
　　从小麻苴村出来，我们又在海清师傅带领下来到了大麻苴水库。我们一行人全都下到己干涸的水库库底，摸着青石和水泥砌成的坝堤寻了个遍，却怎么也寻不到一块墓碑。虽然没找到烈士墓碑，但我们获得了水库涵洞可能埋有墓碑的线索。
　　7月19日，阴雨连绵的一天。我和易晖又约了对“寻碑”有兴趣的云南电视台记者及编导，同行的还有“中国国殇墓园网站”网主段国庆、李忠义等人。此行我们又找到老书记周俊并通过他找到老队长徐金生，徐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组织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水库及涵洞修理加固工程，他回忆说当年墓碑都做了涵洞的面壁和盖板，用不完的墓碑与涵洞一起都埋在了堤坝三、四来深的土层下了，因有忌讳哪个也不敢拉回家去用；他还建议趁现在水库没有水，可以去挖掘。
　　我们又一鼓作气来到大麻苴村的上级单位——阿拉彝族乡普照村村委会找到值班的村委会副书记李翠梅，四十出头的李副书记似乎对飞虎公墓这段历史不了解，她冷冷地回答我们说，大麻苴水库是村里几代人（20多年间）劳动的成果，如果要到水库大坝找墓碑，须经乡政府同意，并且与大麻苴村签订合同，找到墓碑后即行恢复原貌。此行电视台的朋友并未拍到他们想要的镜头，但我们挖碑的“路线图”总算理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找到挖碑的出资人，这可不大容易。
　　我们探寻“飞虎公墓”及烈士墓碑的系列报道在《春城晚报》上发表后，易晖接到了一位转业军人张金海先生的电话，他说他曾于1998年随部队到大麻苴村一个干枯水库里进行打靶训练，见到一些中国飞虎烈士的墓碑被砌在水库边上，碑上还刻有名字、职务、和空军某单位等。当易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时，我心想：总算是找到有名字的墓碑了，但将近十年过去了，不知道这些碑还在否？
　　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大麻苴村居民小组负责人罗雪辉先生，他说那座水库叫茶叶地水库，距大麻苴水库有三、四公里的山路。我对这座水库的名字好生奇怪，后来在云南地方志专家张一鸣先生写的《唐继尧治滇有善政》一文中得知这个名字确有来头。话说1923年6月，唐继尧为扭转我省茶业日渐衰颓趋势，令省公署在大麻苴牧野山成立“云南茶业实习所”，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培育新品种，为此在该地开辟了约200亩的“模范茶园”作为实习场所，“茶叶地”由此得名。
　　2007年8月初，我们寻碑小组原班人马又踏上了寻碑之路。原定这天由张金海先生带路，可他又临时有事不能前来，我们只能自己去找了。驱车进入大麻苴地界，凡到岔路口我们都要停车下来问路，可见到的居民都是外地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原住民”大妈，才搞清楚茶叶地的大致方向。驱车又来到大麻苴水库，我们下了车沿山路往上走。走了约三公里到了铁路边的一个“水库”，下去一看一块墓碑都没有，想必“茶叶地”还在水源上面不远处。身体强健的易晖兴冲冲地在前面开路，又走了二公里后我发现不大对劲，赶紧打手机求助，原来我们在铁路附近时把方向搞反了，于是赶紧掉头冒着蒙蒙细雨往回赶。
　　在罗雪辉、方绍荣两位村领导的电话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处有几台日本造红色挖掘机在作业的开阔地（后来得知是大麻苴新村的建设用地），在前方不远处的青山上，可见到几座半球形白色天文观测台点缀其间的美丽的凤凰山天文台。此时，飘着细雨的天空骤然放晴，一时丽日当空。突然，走在最前面的李忠义大喊一声“找到墓碑了！”我们赶紧冲上前去，只见路尽头一座不起眼的水库里，一座高达十余米的石砌建筑物紧靠在水库左侧的峭壁上格外显眼。事后我们的分析得到了村民的认可，这是一条在水库涨水时引水用的出水槽。我们看到，盖在水槽上的墓碑都被人工凿出了一个个碗大的进水洞，水槽左边是仅供一个人上下的24级台阶，全部是用清一色的碑座石条砌成。据罗雪辉讲：“铺垫在水槽底部的墓碑可能就会有完整的了。”可以肯定，砌出水槽的全部石料均全部取自不远处的长春山“飞虎公墓”。
露出水面用来做出水槽盖板的墓碑（含两块半截碑）共有七块，凡碑头都刻有一幅展翅长空的空军徽记。碑体除因打洞凿去的部分外，其余碑文均清晰可辨。如“空军军官学校特务营、排长XX永烈（士）、民国二十八年五月”，“烈士之墓、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立”，“谢机械（师）杨武”等。我把手伸进出水洞里，毫不费力的就摸到了疑似墓碑的槽底。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宣告：较完整和疑似完整的部分中国飞虎烈士墓碑找到了！但怎样把它取出来并加以保护，就是紧接着我们又要考虑的问题了。

挖掘飞虎烈士墓碑

　　2007年8月，我和易晖、宋向东、何锦等人一起首批加入了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几个月后，云南电视台“民生关注”栏目组要做一期“飞虎公墓”现状的报道，我同孙官生会长一道带他们前往，当然还要请上已成“名人”的海清师傅与孙会长一道做现场解说。这组电视报道播出后，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各界对飞虎公墓的关注。
　　2008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杨凤鸣老师一道去阿拉乡政府商谈拟在长春山为“飞虎公墓”立碑事宜。年轻的乡政府领导表示支持并派“护林防火指挥部”的越野车带我们首次从长春山东面上山选址。我与杨副秘书长把立碑的位置选在了墓区和山路接合部的一块开阔地前，碑体正面正好坐南朝北。那一天从西南面吹来的风一个劲的猛刮，把山顶上的树全部都吹弯了腰，恰恰弯向立碑及墓区的位置，这场景令我心里涌上一股热流，真有种“天地有情伴我心，万树苍翠敬英灵”之感啊。
　　从山上下来，因时间还早，我带杨副秘书长去茶叶地水库看看。早先大麻苴的平地填土工程已进行了很长时间，据说这里还要落脚一项与铁路装运设备相关的大工程。越过铁路后远远望去，黄灰滚滚的平地工程已推进到了茶叶地水库的位置。我预感到不妙，驱车近前。果然墓碑已被填埋，“我们来迟了一步，怎么办？”我和杨副秘书长交换起看法来。“把碑挖出来要多少钱？”“十多万吧？”我们两人心中都没有底。由于工地黄灰太大，我们赶紧离开了现场。驱车回来的路上，我心有不甘，于是拨通了大麻苴村负责人罗雪辉先生的电话，我说：“罗组长，你们填水库怎么就把那些烈士墓碑给填埋了呢？怎么也不事先告诉我们一声？”没想到罗组长的回答十分干脆，他说：“这事情简单嘛，我喊挖掘机过去，一下子就把它给挖出来啦。”我赶紧说：“谢谢！谢谢！我们飞虎队研究会会付给你们钱的，我们会很快跟你们联系挖碑的时间的。”转眼间，一件大事就这么快地搞定了，真是少有之事，我相信为人直爽的罗组长不会骗我们，这事一定能成！
　　几天后，飞虎队研究会召开部分理事会议，孙官生会长、朱俊坤秘书长等领导出席。我在会上汇报了挖碑的急迫性和可行性，研究会领导当即拍板决定：于清明节前后，抢救性挖掘飞虎烈士墓碑。随后，我先后与罗组长联系了几次后，终于成行，这是继4月3日由飞虎队研究会组织的为长春山“飞虎公墓”立碑之后的又一次公益行动。4月9日挖碑这一天，天气大晴，获此消息的几家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都去了。当我们的车子越过铁路线后放眼望去，方副组长带领几位村民已蹲在水库上方的山坡上等着我们了，而且按双方事先说好的安排，墓碑周围的填土已经全部挖开，露出近20米的“碑塔”全貌。当橘红色挖掘机巨大的钢铁挖斗兜底朝目标挖下去，轻而易举就把墓碑一块块取出来时，我感到这场震撼人心的“战斗”已胜利在望了；使用现代化挖掘设备，这是我们原先设想的取碑方案中压根想不到的啊。挖出来的墓碑由推土机送到附近一打井队工棚旁暂存，经清点共有15块墓碑，其中完好的有8块，九成以上的墓碑均刻有烈士二字。后来我在由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2008年4月编辑整理的《中美飞虎英烈名录》一书中，查到了8位中国飞虎英烈的部分简历，他们为国捐躯的年龄均不到25岁。事后回头想想真悬啊！假如没有当初转业军人张金海先生的爆料，假如没有……那么这些墓碑将会永埋地下了。
　　几天后，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在白沙河一石料作坊找了几位民工和一辆农用车去拉碑。由于此前我们曾听一些村民说过，大麻苴村的一些涵洞和路基下还有一些墓碑，于是在拉碑现场，我趁机与一位村领导商量，愿以一百元一块的价格征购烈士墓碑，没想到这位村领导说：“一百块？少了！一千块吧。”我顿时语塞，因为我们现在别样不差，“就差钱”！寻碑义举，只得暂且告一段落。

追寻飞虎英烈的生前足迹

　　在荒唐的年代因村民们荒唐的行为被埋在大麻苴村周围的数百块中国飞虎烈士墓碑可能永埋地下了，且不要说对这些烈士的生平事迹我们无从知晓，就是对刚寻到墓碑的十余位烈士的个人事迹也是茫然不知，历史责任告诉我们，应该是踏上寻觅烈士生前足迹漫漫长路的时候了。
　　我首先到云南省档案馆查询，空手而归后又转道云南省图书馆查询，一番求助，等待，失望后。得到省图书馆古籍文献部负责人郭俊的帮助，查到一套书号为343—5037的《中国的空军》杂志书目（1938?7~1947?7），据说这套书目索引是1950年以后制作的，但这套收集了九年的期刊最终一本也未找到，失踪原因不明，难道这套期刊也遇到了“盗贼”。
又是一年春草绿，值得庆幸的是在寻觅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他们是中国空军英雄高志航的女儿高丽良女士，云南空军创始人唐继尧将军的外甥董坤维先生，抗战老兵（中国驻印军）杨毓骧先生，西南联大史专家青年作家龙美光老师等；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中国飞虎的相关资料和线索，使我能够初步勾勒出中国飞虎群像的大致轮廓。
　　历史的镜头可以拉回到1937年12月，一群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即空军军官学校）第七期学员的出场音乐是冬季雨夜中的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这琴声来自二十多位航校学员投宿的一栋小楼上。听到这音乐即生出“如听仙乐耳暂明”之感的人是后来成为中国建筑大师的梁思成先生，他们都因前方沦陷，在往后方昆明撤退的途中——湘黔交界处的晃县相遇了。拉小提琴的这位航校学员及另外几位都是梁思成的同乡。寻着琴声见到小楼上的拉琴人，证明此前梁思成的判断没有错：拉琴人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寻到琴声使此时投宿无门处于绝境中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获得了航校学员们的热心帮助，并从此建立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友谊。
　　1939年，这些全部来自江浙闽粤沿海城市的年轻学员全部从昆明航校（即空军军官学校）毕业，成了正式的空军军官，并作为驱逐机驾驶员编入对日作战部队。据梁、林之子梁从诫先生在2001年8月15日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长空祭》中所披露：“（到1943年）我们家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伤员林耀之外（林耀、广东鹤山人），到这时已全部殉国了！他们之中没有人死在陆上，个个都牺牲在惨烈的空战中。他们的遗体被埋葬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地方；苍烟落照，一枕清霜，从此湮没无闻。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我们一家。自从陈桂民于1941年9月11日（24岁时）牺牲后，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当天中午十二点，父亲都要带领一家人，在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三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
　　在《长空祭》一文中，梁从诫还提到了另外三位曾与他们家有亲密来往的中国飞虎烈士，他们是：叶鹏飞、广东博罗人、1939年4月26日（24岁）牺牲；黄栋权、广东新会人、1940年3月14日（23岁）牺牲；林恒、福建闽侯人、1941年3月14日（24岁）牺牲，林恒是诗人和文学家林徽因的三弟。被称为“小提琴家”的黄栋权，牺牲得特别壮烈，他击落了一架日机，在追击另一架时自己的座机被后面的敌机击中坠落，遗体被摔得粉碎，以致都无法收殓。梁的全家对黄栋权的死特别悲痛，因为正是他的琴声才使梁的一家与这批中国飞虎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林耀的作战经历是最长的，但也于抗战胜利前一年的1944年6月26日在衡阳一带的空战中失踪，他的飞机和遗骸始终没有找到。这时离三弟林恒的牺牲已有三年。想想吧！不到七年时间他们家所交往的二十多位飞行员全部壮烈殉国。一代才女林徽因带着心灵的重创和难言的悲痛，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林徽因所要悼念的，显然包括了那二十多位中国飞虎队员，甚至可以献给同此命运壮烈牺牲的所有中国飞虎英烈。
林徽因在这首哀诗中写道：
……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青的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纷纠！……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候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为了谁！
　　抗战初期，频繁激烈的空战使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损失严重，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的刘粹刚、高志航、乐以琴和李桂丹四位空战英雄，从1937年10月25日至1938年2月18日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相继牺牲，他们年轻鲜活的生命定格在最悲壮最灿烂的一刻——“吾死国生”。故而，当时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从空校毕业后的飞行员，能活过6个月就算长寿。”
　　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优秀青年报效空军抗日救国，直至为国捐躯？请看刊登于1934年5月出版的《航空杂志》上的一则招募空军的鼓动语：你是“壮志凌云薄霄汉”的青年吗？投效空军实现这个志愿！你想“骑铁骑扬威三岛”吗（指日本三岛）？投效空军实现这个志愿！你有“翱翔长空报国仇”的热情吗？投效空军实现这个志愿！
　　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后称空军军官学校），在抗战前有个时期在校学员达400多人。蒋介石非常重视航校的建设，把它当做第二个黄埔军校。航校重视学员精神和思想方面的教育，每一个学生队都有训育教官（即政治指导员）。1933年前后，航校以3,000元奖金征得校歌一首，歌中唱道：“得遂凌云志，空际任回旋；报国怀壮志，正好乘风飞去。长空万里，复我旧河山！努力！努力！莫偷闲苟安；民族兴亡，责任在吾肩！须具有牺牲精神，并展双翼直冲天！”
　　1934年2月8日订制的《空军训条》有12条之多，围绕着“空军救国”的核心思想，要求每个空军将士要有“为国捐躯，杀身成仁的精神；有我无敌，至大无畏的胆量；服从命令，共同一致的要素；再接再励，尽忠党国的气节；冒险敢死，死中求生的出路；精密周到，持颠扶危的基准；亲爱精诚，共同生死的德行；素质朴实，光明磊落的本色；自强不息，雪耻复仇的志气；克复天然，战胜一切的本能；坚忍不拔，最后胜利的要素。”
　　曾在三个月中击落日机七架的空战英雄刘粹刚，在1937年8月20日写给爱妻许希麟女士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
“近日情势非常紧张，中国民族求生存，势必抗战到底，我的工作非常忙迫，从早上四点钟到晚上八点钟都在飞机场里，身体虽稍受些痛苦，但是我们精神上却很愉快！……
我因为工作关系，恐怕不能常常写信给您，人生本如朝露，事事如梦一切都难预料的，设我不幸，那这就是最后的一封信给您！……或者我也许可胜利凯旋归来。
　　我的麟！我最亲爱的麟！真的，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
　　我们为公理而战争！我们为生存而奋斗！我们会胜利的，不会失败的；我的麟！……
　　我的麟，您静心地等着吧，等我们恢复失地、击退倭奴之后，那就是我们胜利荣归团聚时；我最亲爱的麟，您静心的等待着吧！”
　　从以上掠影式的纪实中，我们可以一斑窥全豹，感受到燃烧着一腔爱国热血的中国飞虎群英的精神世界、思想情操和军人本色。那些在飞虎公墓中被摧碑抛骨的飞虎英烈，生前都是中华民族一群最优秀的子弟。

气吞三岛　威镇九州

　　抗战初期，“泱泱大国”中国空军共有飞机600余架，能作战的仅有305架；而“岛寇”日本海军和陆军的航空队，合计共拥有飞机2000余架，且大多性能优良，敌我力量悬殊……
　　1942年1月号《航空杂志》一篇“中国空军之新姿态”专栏时评是一篇客观冷静的励志之作，文中指出：“……中国空军年龄虽幼而任务繁重，抗战建军，两大任务，青年空军深切领悟确实肩负而辞。以言数量，自二十六年（1937）‘八?一四’与敌空战以迄于今，始终处于劣势之地位。而往常器材之补充，又以航空工业未臻发达，大都仰给于友邦。故四年零六个月之奋战，无时不以艰苦卓绝之精神与敌相搏斗。一面整训，一面对敌作战；不失时机不断整改。处处与陆军相配合，时时予敌以重创，创下不可磨灭之史迹和功勋。”
　　1943年的“八?一四”空军节，一篇“我空军六年来辉煌的战绩”的纪念文章，则是回顾了抗战六年来中国空军所走过的坚持“持久战”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战绩，给人以再接再励夺取最后胜利之信心。文章指出：“今天是我国的空军节，全国民众一定含（怀）有两种共同的心理（情），其一，对于抗战六年来，以寡敌众，英勇奋斗，杀敌致果的空中健儿，大家愿致无限的崇敬。其二，对于建设一个充实强大、足以自卫的空军，大家愿尽最大的努力。我空军过去六年来辉煌的战果及战绩，洵为一页最动人的史诗，兹作系统的阐述，用资检讨，而励来兹。从上海会战（即淞沪会战）到徐州会战，从袭击日机驻台湾机场到‘意义尤为重大’的‘人道远征’日本九州各地，散发正告敌国军民之正义的‘纸弹’（传单）等等，都是举国皆知的英雄壮举。”
　　1938年5月19日，也就是因“一战成名”而最后撤出徐州的滇军60军参加的“徐州会战”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天，由中国空军机队队长徐焕升上尉和副队长佟彦博上尉率领的两架美制马丁B—10轰炸机组，执行了“轰炸”日本本土的壮举，胜利凯旋归来的8位机组成员因此获得“八勇士”的称号。在国民政府汉口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上，中共驻武汉办事处，八路军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王明、吴玉璋和罗炳辉也前来慰问空军勇士并赠送锦旗；中共赠送的锦旗题词是：“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八路军赠送的锦旗题词是：“气吞三岛，威镇九州”。周恩来还发表讲话，赞扬空军勇士们的英勇壮举，并与勇士们合影留念。

铭记！以民族的名义

　　六十八年前（1941?12?20），以援华抗战的美国“飞虎队”首战告捷为标志，中美两国空军开始合作抗日，很快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中国上空的制空权，逐步改变了羽翼未丰的中国空军敌众我寡的落后局面。七十二年前（1937?7），以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身份来到中国的陈纳德上校，开启了美国帮助中国训练空军地勤和空勤人员及未来“中国飞虎”的先河。1943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三角会议上，美第十四航空队少将司令官陈纳德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旨在增强驻中国盟军空军力量的方案。鉴于美国已为中国培训出了大量的飞行员，但是他们因没有足够的飞机和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而无法参战。与此同时，美国正面临一线作战飞行员的短缺，而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飞机已出现过剩的局面。陈纳德的方案建议成立一个从司令官到小队长级别在内的都由中美两国空军共同指挥的作战分队，重振中国空军力量，这就是中美空军混合联队诞生的由来。
　　2008年7月，台湾“知兵堂”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名为《中国飞虎——鲜为人知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军史作品，这是原中国飞虎后人台湾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的翟永华先生六年前开始整理父亲的自传资料；又抢救性地采访了数十位中国飞虎老兵后推出的近600页的纪实力作。该书全部以翔实的“三亲资料”为内容，记述了“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一、三、五大队（每大队均有四个中队）在印度和美国的训练过程及在中缅印战区联合作战的经过，填补了海峡两岸飞虎队研究的一个空白。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首次披露了中美合作组建“飞虎队”的成功之道：主要分为二个方面，其一，就是通讯指挥系统和情报系统的完善，对“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帮助非常的大；其二，飞行人员作战的自主性强，这样才能发挥战力。这二条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硬件之外的“软件系统”。前面提到与林徽因一家结好的林耀飞行员原来就是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五大队第29中队的一员，书中记录他是于1944年6月在益阳空战中负伤迫降阵亡。
　　一位8曾次穿越“驼峰航线”的传奇飞行员王延周也在这本书中作了专题介绍。王廷周于1940年12月进入到（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学习飞行理论，1941年被派往美国接受飞行训练，1943年春回国后被分派到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1944年秋，王延周以累计击毁日机五架的战绩，成为中国空军为数不多的“王牌飞行员”。据王回忆，他在基地住在双人宿舍，另一张床在6个月里空出来7次，这意味着有7个战友牺牲了。1946年4月20日，王延周驾驶的飞机因气候原因被迫降落在河北省清河县的一片麦田里。后来他参加到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队伍中，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中的飞行编队表演。在朝鲜战场上，王延周又击落、击伤美军F—86飞机各一架，荣立二等功。
　　现与老伴裘秋瑾和儿子吴缘一家安居杭州的91岁飞虎老兵吴其轺先生，1941年1月在昆明巫家坝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1944年，陈纳德将军视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五大队时，看到第二十六中队上尉分队长吴其轺走路（因受伤）有点拐，就关心地询问。当陈纳德将军知道吴其轺三次被日军击落（一次重伤），三次又重上蓝天对日作战时，很受感动，特赠送退役C—46运输机上的一把航空椅给吴其轺，一直使用到今天。抗战胜利后，吴其轺因参加了88次空中作战（含驼峰空运），获得盟军总部授予的“飞行优异十字勋章”，整个对日作战中，吴其轺共击落五架日机，先后获得了17枚奖章。1945年8月21日，吴其轺与战友驾驶6架美制P-51战机，押送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座机）作投降使者到芷江受降！受降仪式上，吴其轺与战友们身穿笔挺军服以胜利者的姿态，坐在受降会场的第一排，吴其轺说，那一刻，他止不住流下了热泪，他想起了抗日战争中无数牺牲的中美两国战友。
　　据云南省飞虎研究会搜集整理的有关资料表明，截至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二战中援华作战（含驼峰空运）的美国飞虎队队员牺牲2264人，与美国飞虎队协同作战的中国飞虎队员牺牲911人。
　　世事沧桑，星移斗转。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2007年11月2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James A. Boughner(中国名字：包杰明)来到昆明会见了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孙官生会长，了解飞虎公墓的详细情况。他说：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记住二战中那段共同的历史很重要，美中关系在发展中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但只要记住了那段用鲜血凝结的友谊，记住了那段历史，在处理美中关系时，可以帮助我们顺利解决许多问题。他强调指出，飞虎公墓对于美国来讲特别重要，不会放弃墓地。昆明飞虎公墓即使当年已经把美国人的遗骸迁回国，但这里曾经埋葬过美国空军英烈，它仍然是美中飞虎公墓，希望能再认真找一找，也许能找到一些勋章、皮带什么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当修复飞虎公墓，将公墓修好。
　　2008年8月18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罗正富视察昆明飞虎公墓遗址，这代表着政府支持的修复昆明飞虎公墓的民心工程正式拉开帷幕。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的一个初步设想是：在飞虎公墓遗址上修复公墓、新建飞虎陵园、建纪念碑、建飞虎纪念馆，将飞虎公墓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现二战飞虎文化，园陵生态文化，成为昆明二战飞虎文化旅游的一个景区。近悉，这个景区的蓝图正在一遍遍绘制当中；一个受到各方关注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二战飞虎文化景区，一定会伴随着现代新昆明的建设步伐出现在我们面前！

　　　　　　　　　　　　　　　　　　　陈秀峰（2009.6.25）
昆明市西昌路解放新村21号院403室　　邮编：650032
电话：3640523（宅）15911578146（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