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节游滇西芒市法帕温泉有感
2011年春节，我与家人到滇西芒市近郊的一个小温泉度假，不想又遭遇了一个与二战老兵有关的故事，只是这次主角是一个日本老兵。
滇西芒市近郊的法帕村的有座尖山，此山势陡峭,奇石丛生,突凸200余米，唯沿西南面的千级台阶可攀援及顶。山南500米处汇有一方圆千米的多点温泉，清澈，属碳酸盐泉类。我和家人度假的就在其中的“中日傣景乡友谊宾馆”。这是一座有露天温泉游泳池、泡池，具日本建筑风格又具傣式风韵的宾馆，室内设施陈旧，室外温泉却舒适宜人，有神奇功效。
好奇这温泉宾馆为何取名“中日友好”，一打听，挖掘出一个日本老兵的故事。温泉旁开餐馆的傣族老板万二告诉我，1942年日军占领了芒市，驻扎在法帕尖山寺庙的日军经常到温泉洗澡，其中的一名军官就是照井千乡。
1993年，已成为日本腾泽市社会福祉法人石会会长的照井千乡应德宏州对外友协邀请旧地重游，为忏悔当年自己的侵略行径，向当地人民谢罪,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老人当即表示，愿捐资在这里修建温泉，造福当地百姓。1995年，由日本老兵照井千乡捐资400余万元，滇西铁路局筹资的温泉宾馆兴建了。取当地傣族的“傣”，景颇族的“景”及照井千乡的“乡”三个字，全名为“中日傣景乡温泉宾馆”。
上网查询，日本老兵照井千乡先后出资在芒市兴建了“傣景乡温泉宾馆”，在昆明省外办院内兴建了“云乡”日式房间。同时出资在当年他侵略过的金平县、麻栗坡县、龙陵县和腾冲县先后修建了10所希望小学。
对照中日两国老兵，不禁唏嘘感叹。
日本靖国神社中，记载了200万个阵亡军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姓名、家乡、所属部队都记载完备。日本政府和人民不愿意忘记六十多年前那场战争（尽管是给他国带来伤害的侵略战争）中捐躯的官兵。
国人对日本修改教科书、把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口诛笔伐。记得为了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上街游行；记得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英雄吗？是否我们能像日本一样每年清明大张旗鼓地祭奠为国捐躯的英魂。抗战胜利周年庆的时候，又用什么来告慰抗战中牺牲的百万将士在天之灵？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卡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当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历史都不能正本清源，又怎能阻挡别人的妄加修改；当一辈后人连自己浴血卫国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会理至情归。没有这个思考，这个民族永远丧魂落魄。
一位90岁的远征军老兵对我说，电视上看到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气愤之余竟滋生了几分羡慕，心酸地：“等我们死了，能得到如此待遇吗？和当年败在手下的鬼子阴间相见，情何与堪？”
看到日本在缅甸为他们的战亡战马（更不论阵亡士兵）修建的纪念碑；看到英军缅甸公墓修建齐整的草皮，看到太平洋塞班岛面对大海若干林立的日军慰灵碑，听到不计其数的中国远征军将士的墓在70年代已缅政府被铲平，知道昆明圆通山远征军烈士的墓地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看到电视上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65周年红场上的主角——老兵；看到的是保山幸存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不过数十人）每月靠100元的生活补贴在破壁残垣中艰难度日（这100元还是当地的慈善自2005年起才提供的）；座落腾冲城内的国殇墓园门前冷落车马稀，城外二十公里处的热海温泉游人如织的反差。
我曾问过一些大学生：假如我们的国家现遭外敌侵犯，你会投笔从戎上战场英勇抗敌吗？得到的答复几乎不约而同：“不，不会上战场，那多傻，打死了就打死了，谁会记得你？会选择逃避，逃到国外”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
目睹当年侵华日军老兵的善举，对比中国抗战老兵的凄凉晚景，我们能怪罪这些青年学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信念竟如此淡薄？
难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不如大和民族？
我的成长背景
李晓曙，笔名晓曙，女，父亲白族，母亲汉族，自诩汉白玉。所谓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自小听着爸爸念诵海涅、普希金诗歌入梦，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成长的一代人。源于从小社会及家庭的教育，理想主义无可救药地蔓延在我的生命。
做过药剂师、记者，现为自由写作者。具艺术理想、人文情怀、叛逆精神、波西米亚风格，崇尚心灵的自由和不羁的流浪，行者无疆，写者无涯。曾在俄罗斯、欧洲、东南亚各国飘泊写作。做过专栏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八次进入金三角，出版了长篇魔幻现实主义纪实文学《金三角的女人》，被媒体称为春城三毛。
2005年再次行走金三角时，一次奇异的经历使之与远征军结下不解之缘，从此走火入魔，成为关注这段历史的几乎都是男性队伍中少有的女性。到塞班岛探寻太平洋战争的遗迹，到泰北、缅北、滇西等地，寻访流落国内外的抗战老兵。与远征军野人山幸存的女兵刘桂英结为忘年之交，以其为原型创作远征军女兵命运小说《二十二克的灵魂》（创作之中）和影视剧本《芸香草》。2009初春至今，与一帮志愿者奔赴滇西、杭州、成都、重庆、缅北密支那、马来西亚槟榔屿采访拍摄抢救远征军老兵的系列纪录片《最后的老兵》，先后寻找、采访、拍摄到近百位幸存的国军抗战老兵。拍摄过的老兵现已有二十多位过世。
200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为了《金三角的女人》续篇的写作，据以前我在金三角行走经验，通过关系介绍，没办正规出境手续，很少的费用，乘着当地雇的皮卡车由甘拜迪（缅甸边境小镇）驶往密支那的途中。一场气势汹汹雷电交加的暴风雨霎时把明媚春日搅成了混沌世界。闪电狰狞地掠过天际，疾风咆哮地撕扯着山林，暴雨疯狂地扑打我们的汽车，山流裹胁着泥土碎石在公路上横冲直闯，使得本来就险峻的道路危机四伏。早春二月的金三角尚属干季，这场疾风暴雨来得有点怪诞。
坐在驾驶座旁的我，看着滂沱大雨中一面是陡壁一面是深渊泥滑的路，手不由得紧紧扳住了座位扶手。突然，前方陡壁一块岩石飞滚直下，司机阿莫（当地华侨青年）敏捷地一脚刹车，车头猛地滑向右边的深渊，一篷张牙舞爪的荆棘扯住了打滑的车轮，说时迟，那时快，两米见方的滚石差点砸到我们的车最后堵到了狭窄的公路，好险！暴风雨戛然而止——太阳又露出了脸，天空飘来紫罗兰色的云朵，四周青山翠碧，远方迷雾萦绕，神奇犹如魔幻电影。
司机气急败坏地扑下车，欲将挡路的滚石挪开，无奈势单力薄无济于事，黯黄的山石依然拦路虎般立在车前。雨后的公路没有车辆来往，不远转弯处似有村落人迹。沮丧的阿莫吩咐我留守在汽车，他去找人帮忙。
独守车中，环顾窗外，路旁一棵龙眼树，舒展的绿色树冠滴答着清亮的水滴，褐色的树干上的一块铁皮红字标牌——弯弯曲曲的缅文下方一排醒目的中文“林伯機械修理”，箭头指向一条绿荫遮掩的小道。
金三角的干季，突如其来的疾风暴雨，山石阻断前路，天空即刻放晴，一块中文标牌指向蜿蜒林中的一条小道……莫非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发生？心砰砰直跳。每当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时刻，这种奇特的感觉就不期而至。
命运的安排与心灵的指引不谋而合，异国他乡莫名僻壤我冒然下车，走上一条满是荒草野藤的林中小路。两边树林缠绕着如烟的湿雾，枝叶上的雨水嘀嘀嗒嗒，空气中弥漫着雨后鲜润的气息，鞋底粘湿的泥草发出吧唧吧唧声。穿过了一片开着黄色小花的香叶芹和茂盛的伞形花植物，看见疏落的房舍背靠葱茏的山岗，简陋的铁皮顶砖屋的“林伯機械修理”作坊，门前几棵芭蕉树。
在房后散发肉桂气味的豆蔻灌木丛中，我看见一位独臂的老人，身材瘦削，目光如炬，犹如风干老木头的脸上有种特别的神采，“女娃，中国来的哈？”浓重的四川话、响亮的声音、准确的判断力，让我大吃一惊。
老人用健在的手与我握手，很有力，手背上一道醒目的疤痕，刻满风霜洋溢着威仪的面容让我肃然起敬。两尊长满苔藓和白色野花的墓陵沉郁地立在他的身后，殷红的木棉花在头顶绽放得噼噼啪啪。青石墓碑上刻着褚色的隶体大字——“壯士離故土 肝膽照山河”，“祭戰友金光雷”、“祭戰友劉玉祥”，在下午的阳光下赫然醒目。
与林伯交谈，他干枯的眼，泪光闪烁，往日的记忆波涛汹涌。随着他动情而又凝重的讲述，我走进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触摸到一个个悲壮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林伯自己介绍，他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远征军散落在缅甸的老兵。现名林国伟（曾用名有好几个，记不太清）四川宜宾人，黄埔军校15期毕业，从军时机械化军第五军96师228团迫击炮连的一名军官。1939年参加了昆仑关大战。1942年26岁的林随远征军出国，与日军浴血奋战，撤退野人山，劫后余生到印度，编入远征军驻印军。1944年随驻印军反攻缅北，在与日军的一次阻击战中受伤留在缅甸。后为生存流落金三角给某地方武装做军事教官。林伯戎马生涯，颠沛流离，50多岁时回到了这个 60多年前他曾经与日本人战斗过的偏僻山区，与当地一掸族女人结婚生子，凭当年炮兵营练就的机械知识本领，开了个机械修理小作坊为生。这个60年前出国征战的老兵，穷其积蓄，费尽周折，寻找到了牺牲在缅北荒山野岭的战友金光雷、刘玉祥的遗骸，在自己的屋后为他们竖碑立墓。
林伯讲到一段鲜为人知悲壮的往事：远征军向印度撤退途中由于后有日军追赶，在密支那以西的莫的村，把全部机械化装备之辎重全部烧毁；更为英勇悲壮的是——留在莫的村康迪佛塔一侧的医疗站中的一千五百余名伤患官兵，因不能拖累部隊进野人山，更不愿受日寇俘虏之辱，齐声请求“留点汽油给我们吧！”，慨然于1942年5月21日凌晨1时全体引火自焚，为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忠义捐躯。林伯说他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夜晚：天昏地暗，火光映红天际，痛苦凄厉的哀号撕破耳膜，人肉烧焦的气味扑进鼻腔，自焚战友在烈火中挣扎变形的身体刺痛眼睛，悲愤的心在胸膛跳动，血气冲天，惨绝人寰。所有在场的官兵掩耳目恸泣，对天作揖，黑压压的一片长跪不起。随后，军长杜聿明率部队进入了野人山的蛮荒之地，开始了远征军的炼狱之行，数万中国官兵的尸骨抛洒在荒山野岭。
四三年部队大反攻经过野人山时，在山野密林中还发现死难官兵的堆堆白骨，惨不忍睹。有尸体旁遗下的笔记本，第一页写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第二页写“不打走日本鬼子誓不回家！”。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那片丛林河谷成了6万亡灵的永久坟地。那些为国捐躯的魂魄仍在原始森林游荡，他们的身体曾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传说野人山有一与世隔绝的山洞，猎人无意中闯入，发现山洞里有三十多具坐依稀可辨生锈的徽章和破损的枪支，才知是当年远征军遇难官兵的遗骸。每当天阴刮风下雨，胡康河谷传来凄厉的呜咽哀号声似乎在诉说他们悲情；丛林莽中年年呼啸的热带飓风似乎在为他们招魂：归去来兮，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哟！
老人的讲述犹如一曲把心撕碎的悲歌，我的眼睛缀满晶莹深刻的情感。白骨、游魂的传说悲凉凄楚，一个个惨绝人寰的故事让人肝肠寸断。
林伯说起近年来，日本的一些组织打着兴建佛寺的旗号，在密支那众多地点兴建“纪念日军18师团阵亡官兵”的慰灵碑，慰灵塔，甚至为阵亡的战马也修建了慰灵碑……老人神情凝重，“我个人微薄之力只能为两个在死亡黑夜中飘泊了几十年的弟兄，选择这个暂避风雨的地方，陪着他们，天天对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失败，在这里只是休息，为了等待有一天祖国的亲人来接你们回家……”
89岁的林伯，抗日军人，流落他乡，艰难谋生。60多年了从未回过自己的祖国。耄耋之年坚持守护着两尊为国捐躯骨留他乡的战友的墓茔。日复日，年复年，守护着中国军人的尊严；守护着，久远的，将逝去的记忆；期待着，期待着，有一天祖国能接他们回家……
太阳渐沉挂在远山頂，余晖为老人的脸镀上层金。89岁高龄的林伯骨架坚实，腰板硬朗，悲戚的眼穿越莽莽群山，走调苍老的声音哼唱着铭记在心中的《中国远征军战歌》：
“枪，在我们肩上，
血，在我们胸膛。
到缅甸去吧，
走上国际的战场……”
噢，岁月带来松弛，风霜带来淡泊，年轻时的激情与勇敢，年老时的固执与悲哀，老人心中充满可歌可泣！尽管时间已过去很久很久，加上若干事后的从容与淡定，老人的回忆已淡去了很多悲哀和痛苦，却有种力量让人坚信，原来没有一件事物是永远消失的，只是远去了，老人心中刻着历史。
这些六十多年前奔赴异国沙场活着和死去的抗日老兵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我问林伯、林伯，还想回国吗？
“以前想把战友的骨灰送回家，老啦，做不到了，唉……”林伯摇了摇头，山林晚风拂过他稀疏白发，铺天盖地的寒冷在他眼里坠落。他的话如同他惨白的头发、苍茫的眼神让人揪心。我的头在口中痉挛发痛。灿烂的落日悄然无声。
林伯枯瘦的手指抹干眼角苦涩的泪，，凄凉的面容回复老兵的坚强，手摸着胸前心脏的部位道，“也许老家是我这辈子回不去的地方，却永在这里！”刹那间他的面貌呈现一种干净的稚气，年老的衰弱似乎顿时从他肩上甩掉了，留在他身上的是须发苍苍而凛然难犯的尊严。在这片被遗忘的山谷，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这里走过。
往日激烈的战斗伴随两塚墓沉入神秘的静寂，墓碑上的字仿佛血从土里渗出，留下了英灵化入大地而滋生，还有一位盼望回国的老兵。冷峻的青石墓陵旁，火红的木棉花树下，我泪流满面。心中有种冲动，想采撷墓上的青草，制成管笛吹奏，吹奏美丽忧伤激荡人心的歌；想采撷墓上的野花，编成花环祭在心中，纪念那些来不及回家就倒在异国沙场的黑暗里却光明磊落的战士。我躬身向陵墓里的壮士告别，他们沉默不语。沉默是一种有穿透力的表达方式，仿佛他们是为了与我相遇，历经沧桑在这里等待。
黄昏袭来，林外传来阿莫催促我上路的汽车喇叭声。我向林伯告别。他语重心长：“娃儿，走吧，回国后方便给问个话，我们年轻时出国打仗为了国家，如今一把老骨头想回家可不可以？”突然像儿时犯错一样我茫然无措，老人的愿望理所当然，我却不知道向谁问话，担心自己会泪如泉涌扑进老人的怀里。
回到路上，阻留我们车子的山石已被阿莫召来的村民搬开。我指着林伯修理的路标问村民，只见他们叽里呱啦地说着本地话，面部呈现骇然的表情，阿莫紧张地催促我赶快上车走人。车子继续行驶在暮黑蒙蒙的山路，阿莫告诉我，刚才村民们说,六十多年前，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此打仗，死了很多人,这里经常闹鬼。以后不断有日本人到当地寻找尸骨、祭奠、超度，日本鬼几乎没有了，但中国鬼一直在闹。叫你们中国赶快来收尸骨，以免死魂灵不得安息，骚扰当地人。忧伤予我沉默了。
2009年年初，我带摄制组到密支那拍摄《最后的老兵》，刻意寻找林伯，始终未能遂愿。也许此次我们走的是新公路，所以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山石阻路的山谷。在密支那向被采访的老兵问起林伯的事，奇怪的是他们都摇头表示不知道。只有一当地老华侨艾先生说有个老兵的情况似乎有点像，但此人已经十多年前在曼德勒过世。回忆起几年前在那个诡异的山谷，我表示想折回车上拿相机与林伯合影时，他却以我是女娃子阴气重，拍照后会害怕的理由拒绝了。当时并不在意，现在想起不禁有点森森然。
2005年春天缅北一场神奇的暴风雨让我在一个奇异的山谷奇遇，引领我走进一个隐秘的世界，抚摸到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这些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让人产生不能遗忘的感动；这些逝去的人和事不期然的来到我的生命，引领我的心，进入陌生，进入遥远……我恍然悟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峭壁飞石阻路，60年多前的老兵，均是我生命中的必然，由此也改变了我创作的命运。
难忘的经历
难忘经历：2006年的春末，我来到滇西抗战名城——腾冲。腾冲国殇墓园纵横排列苔色犹重的远征军将士的墓碑，肃立着昔日抗日将士碧血千秋的悲壮，在和顺乡的滇缅抗战博物馆，看到那只日军曾用它煮过无数中国同胞的锈迹斑斑的汽油桶，看到那张日军用于活体解剖浑礞黯黑的木枱，看到国军和盟军共同作战时用过的染血的军事地图……尘封的历史在眼前展开，一些国人面对沉重历史的无知和漠然，触目惊心。
展馆里不时有举小旗的导游带着旅行团队在我身后流动。一中学生样游客惊愕地看着展牌上的文字介绍，不解地问身旁的中年人，“爸爸，抗战时为什么叫民国？”。
展厅中有一圈锈迹斑斑的铁环，旁注“远征军的一个炊事班与日军遭遇激战后，牺牲得只剩下一个十七岁的战士和这口被炮弹炸得残损的行军锅”当时战事惨烈可想得知。却有游客嚼着口香糖指笑道：“你们看，这口锅的底都没有了，是不是被公款吃掉的！”围观的人群一阵哄笑。
国人对当今贪官污吏的腐败深恶痛绝可以理解，但对那些60多年前与日本人血战牺牲的中国军人的不恭令人痛心。毕竟，我们从小被教育，这些人是蒋匪军，是人民的敌人。
近代中国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从腐朽的封建王朝演变到今天，历经外敌入侵、内战、革命、动乱和一连串剧烈的社会变幻，给我们留下太多的苦难和教训。这百年的历史，又有太多的浮尘遮蔽。选择性记忆，使我们忘却了很多不该忘却的记忆。我们大部分人对红军长征的故事耳熟能详，知道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卓绝；却对中国远征军出境抗日及穿越野人山的悲壮惨烈知之甚少。
可悲的是，当60多年前世界都在庆祝战争胜利结束时，我们的国度开始了另外一场鏖战。这一次双方在同一语言在同一故乡兵戎相见，同室操戈。巨大的族群分裂，横亘至今。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成王败寇，子为父隐历史观的叙事传统，遮蔽了一些历史真相。我们的教科书对这段历史语焉不详，文学作品少有记载。（在真实的历史中，远征军最后都消失在内战中。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都成了新中国需要改造的战犯。这段历史也消失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
我与野人山幸存女兵刘桂英
鲜为人知的是远征军撤进野人山的队伍中约有200个女兵
她们是翻译、报务、医务等文职人员
最后只有5个女兵幸存地走出野人山
血轰的冲至我的脑门，心灵振颤，思绪如潮：200个女兵，只有5个活着走出野人山。女兵——女人！远征军在野人山的悲壮惨烈，男人，男人都受不了，何况女人。这些上个世纪40年代正当花季的女兵入伍之前也许是少女、学生、女儿、情人、妻子、母亲┅┅她们本应享受家庭、学业、友谊、爱情、婚姻的和平生活，却不幸遭遇了战争。女人成为女兵，出国，抗战，最后，走进了异域人迹罕至的野人山。
她们怎么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的死亡之路？又怎么趟过吞没了无数生命的急流险滩，爬出暗无天日白骨指路的野人山？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劫后余生，历经磨难，苦尽甘来，安富尊荣，颐养天年？总之，她们命运潜藏着无尽的可能，她们的故事会很多、很多……
如果说，去年春天在缅北丛林与守墓人林伯的神奇遭遇，使我萌发新的创作思路，还不甚明晰；此时此刻，我知道自己该写什么，要写什么了。但也知道，自己生长于和平时代，没有战争的经历，要创作一本反映上个世纪的国军抗战女兵的书，除却天分、技巧、人生阅历，知识的贮备、认知及思辨的能力，重要的是详尽的背景资料及当事人的亲历。
60多年过去了，这几个女兵该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她们还健在吗？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这几个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上网（互联网）、下地（各地）、托人、打听，搜集相关资料，捕捉媒体信息，陆续采访到了几位健在的年近古稀的远征军老兵；有的虽然参加了远征军，却没有爬过野人山；有两位爬过野人山的，却又是男的，女兵一个都没有找到。
一天，从互联网上一条不起眼的贴子，得知安徽有位名叫刘桂英的耄耋老人，被称为“惟一活到现在的野人山幸存女兵”，如获至宝，多方探询未果。直至2006年9月8日午夜，一次例行的网上搜索，获悉一则信息——这位名叫刘桂英的远征军女兵曾于2006年端午节在合肥电视《晚间记事》节目中露面。
兴奋得彻夜未眠，清晨打电话到合肥电视台询问，接电话的正是采访过刘桂英的编导小陈。他热心地对我介绍，这位至今唯一幸存的走出野人山远征军女兵，88岁高龄，在合肥市内一陋室独居，生活规律。
这最后的女兵的确切信息让我欣喜若狂，记录电话号码的手微微颤抖。相信生命中某些偶然寓于必然，比如，我与远征军；某些机运契合，比如，正好小陈编导接电话；某些缘份注定会相遇，比如，我与野人山幸存老兵刘桂英。
拨通刘桂英的电话，嘟——嘟——嘟——几声长音等待，空玄得似乎过了半个多世纪。当电话那边传过老人硬朗的声音，我一声“奶奶您好”已泪流满面，为近一年努力不懈的寻找，为老人的身体健康，为她声音中的那份淡定从容，为她屡经磨砺坚强的生命力。我哽咽着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对着电话大声道，“奶奶，奶奶，您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我爱您，敬佩您！”激动真情恳切地自我介绍、叙述我对远征军的认识，希望尽快到合肥拜见英雄的奶奶。
老人平静地问：“女子，听你的声音很年轻，怎么知道以前的那些事？”
“我知道，奶奶，我看过很多书，到过野人山下，见过您的战友……”
静默片刻，老人说：“现在合肥天气很热，我心烦，不想见人！”
“也许我不是有名的作家，但是最会写女人故事的作者；也许我不会妙笔生花，但是挚情诚意……”毫不气馁，热切的，动情的，诉说着寻找她的艰辛，说到我的新书《金三角的女人》……也许是我的自信、执着、诚恳，老人的态度松动了。她说缅北曾是她战斗过的地方，她说我可以与她通信交流，她说她想看看我的作品……电话结束时，老人把她的通信地址详细告诉了我。
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并随信附上我的《金三角的女人》及媒体相关报道，快件邮寄给老人。等待回信的那段日子，感觉非常、非常漫长。坐卧不宁，每天到门房询问：“有我的信吗？”十多天后，终于盼来了老人的回信。第一眼看到信封上的“晓曙先生敬启”，心头一热，知道奶奶已经接受我啦！
老人的来信字迹潦草、笔锋硬朗，称我的信“字字牵情，句句慨叹，对抗日历史的眷念，对牺牲战士的默敬，这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可抹杀的血液感情……”
老人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痛澈心肺的回忆；对现代大部分人不知或忘却了那段历史感到迷惘；并表示她喜欢邓贤的《大国之魂》，赞誉我是“对文学充满意气风发、先进性的女强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与赖斯媲美，是万分之一的佼佼者，不是夸张是心里话”等溢美之词。她信中详细的“你打算下月中旬来看我，你的执着无法拒绝，具体谈谈如下：我单独生活，眼下身体比较好，能自理日常生活。我早晨五点半起床，晨练和打太极，七点半回家自做早餐，做不完的琐碎事，忙到十点钟，已感觉疲乏了，中餐后午休。下午后两个任务：一是练墨笔字，二是下楼晚运动。晚上看书、看报、写日记。我支持你的工作，每天挤四个小时和你聊聊，分上下午，其余时间你可以看资料。另外最重要的交待，你来时绝对不要带任何礼品，比如奶制品、饮料、水果、干果、补品、补药，在我的眼下都是垃圾品，我绝对不尝这些东西，每天的小菜饭就是我最高的营养素，请你尊重我的性格和观点。如果你为难，我提个意见，如果能买到邓贤的著作“国魂” 我有了，就带一本邓的书作为见面礼。其它任何多余的东西都不要，君子之交最美。”88岁的老人思惟清晰，表达流畅，掷地有声，军人气质扑面而来。信尾署名“合肥奶奶”让人倍感亲切。
与老人书信来往的一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中秋节后，我启程前往合肥拜访老人，同行的还有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的记者。
合肥之行时秋阳高照，与奶奶相处如沐春风。每次摁到她家的音乐门铃，就响起熟悉的《兰花草》旋律，让我有种回家的感觉。老人对我的采访慷慨支持。每天与她的促膝倾谈，不单占用她的宝贵时间，她还让我复制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老人打开封存在记忆中的浩劫，以及她对祖国民族的爱，令人扼腕，为之恸容。每次听完她的讲述，我的心都久久，久久不能平静。
堆着杂物的小晒台洒满阳光，老人耳背，我凑向她耳边大声说话，微风撩动她的缕缕白发散发着洁净的清香。说到动情处，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心声相闻，共同的愿望让心与心贴得那么近。老人常说，我们是忘年之交，也是君子之交。我和奶奶是两代人，外在看有极大的差异。但乐观、自信、坚毅、追求生命的质量，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愿心灵在黑暗中行走，共同的追求让我们殊途同归。
几个月后，央视《半边天》栏目，把我对刘桂英的采访，跟踪拍摄制作名为“旅程”的电视节目，在央视1套10套播放。荧屏上老人稀疏的白发，苦难磨砺的面容，声声泣血：“平反时我都70岁了，70岁了！为国打仗，我不后悔，但把这段历史掩埋了，我心里难过……”坚强的老人哽咽了。节目最后，老人深情呼唤：“观众中如果还有从野人山爬出的战友，请来和我——握手，拥抱！”让人为之动容。
老人是抗战英雄，蒙冤受辱几十年，内心咀嚼和挣扎……真正用痛苦承担苦难的，恰恰是用自己的灵魂。没有人能够有什么方式——包括平反的方式——来补偿那湮没的岁月中湮没的生命。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说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无论战争发起国或战争的受害国的都逃脱不了，战争以及战争的后遗症给人的命运带来的伤害几乎是摧毁性的，对人的灵魂是炼狱。
野人山幸存老兵苏英杰
我想人的记忆是脆弱的，用文学、影视等艺术形式尽可能保持强度。而让我真正萌生拍摄纪录片《最后的老兵》，源于我与远征军老兵苏哲贤（又名苏英杰）那令人追悔莫及又心痛万分的故事。
自央视播了我寻找远征军女兵刘桂英的节目后，居住北京的野人山远征军幸存老兵苏老辗转与我联系上了。他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60年前缅甸抗日含恨败退，由野人山经过千辛万苦，历尽艰险能活到今天，一向无人问津的抗日成员，忽然接到远方的联系问候，这是何等幸运之事啊！我感谢妳，感谢央视的记者。”我们书信电话往来一年多，交流甚笃，情同老友，逢年过节老人都不忘给我寄贺卡，并与我约定2008年北京奥运后到昆明见面，同游他战斗过的滇西。
苏老电话中对我说：他说这一生最高兴的，就是年轻时与田汉的知遇之交，年老时与我的忘年之交。45年抗战胜利时，苏老与田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相识为友。田汉曾挥笔作诗“驱车相逢碧鸡关，远征印缅胜利还。卢沟桥烽火抗倭寇，自古英雄出少年”送给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远征军官的苏老。苏老那么看重这份友谊，把我与我最尊敬的前辈田汉放在一个位置，让我受宠若惊又不无感动。
2007年的中秋，老人给我寄了一盒包装精美的月饼，上书“浓情月饼”，落款“远征一兵”，中秋佳节本应我想到寄月饼给苏爷爷，却由年近九旬的老人来做这件事；2008年春节前夕老人病情恶化住进医院后，为了给我寄贺卡，竟悄悄跑出病房，因意识模糊找不到回病房的路，让他的家人很是着急。而收到贺卡的我竟因各事繁忙没有给老人回电。让我追悔莫及、心痛万分，至今不能释怀。
2008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正在电脑前写作，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我泪花顿作倾盆雨。89岁的老兵苏英杰的家人传过沉痛的消息，老人已病重垂危。电话里苏老的儿子说父亲检查出癌症近一年(家人没有告诉老人)了，却身心愉快，社会及我等对他抗战经历的认可和尊敬，是老人最后这段日子的精神支柱。
拨通老人的电话，已陷入昏迷的苏老听到是我的电话，竟然睁开了眼，不断点头表示要听电话。电话那边传过老人微弱的声音，只是重复说着“谢谢”两个字。我对着电话一遍一遍大声道：“爷爷，爷爷，您要挺住，我们还有约定……”已泣不成声。
我委托北京的朋友到医院给苏老送花篮，听他说，弥留之际的爷爷头戴远征军军帽，竭力把手举起似乎想敬军礼，终因无力举至耳畔就过世了，面容安详又悲壮。这位坚强的老兵永远不能赴与我重返腾冲之约了。
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我，哭得眼睛睁开就痛，写下祭奠的挽联：
爷爷，爷爷，您一生爬过多少野人山？
无缘话永诀，花环寄哀情，忘年之交泪泣血。
白骨未入三尺土，英魂已上九重天，人心是丰碑
苏老的过世让我萌发了要尽量趁这些自诩“历史活化石”老兵活着之时把他们的影像留存下来想法。2008年初冬，闻讯流落密支那的老兵李锡成回湖南老家探亲，我游说了一位北京到昆明拍专题片的朋友，开始了《最后的老兵》的第一次拍摄。
几年来，我采访了数位远征军老兵，都是一些耄耋老人。这些当年铁骨铮铮的抗日战士，多年被划入人群的另册，收藏的老照片、纪念物几乎都被抄和自行焚毁，提到自己参加抗战的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他们他们比英魂早逝的那些战友，已是死里逃生；又在几十年间，生里避死；在反反复复的痛苦，挣扎、希冀、渴望和绝望中理解生命，坚持活了下来。
老兵啊老兵
现生活在云南通海一座普通农宅89岁的普爷爷，黄埔16期毕业，曾任远征军新22师的防毒教官，也是一位爬出野人山的幸存老兵。初见老人，黑瘦佝偻，眼花耳背，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农。可当他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身板挺直，目光如炬，慷慨激昂，当年那个抗日的青年才俊复活了。老人聚精会神看我采访刘桂英的DV，不断用手背抹从干枯眼眶里冒出的泪水，几次问我“这是中央台的节目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囔呐道：“现在生活待遇好多了……”。
“好多了”简单的一句话，是老人经历多年磨难认命而又宽容的心声。
现居成都的远征军老兵黄爷爷，出国抗战的经历反而成为他的历史污点，一生受尽磨难，无妻无室，孑然一身，80多岁了还靠教小提琴谋生。看到我在网上发的寻找远征军老兵的贴子给我回的电邮“非常意外的幸会，世上还是有这么挚爱着我辈远征军。一个幸存的老兵向你致敬——祝好人一生平安！”
2009年我们一行志愿者摄制组在缅甸密支那一座绿树环绕的餐厅见到了四位流落异国他乡60多年的远征军老兵。老人们均近九十岁，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眼里满含对祖国认可的期待与希望，激动地一遍又一遍：“感谢祖国没有忘记我们”我背过头悄悄抹去泪水，不忍说这是我们个人行为并不代表祖国。
拍摄随感：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考验。从远处看，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身陷囹圄的灾难性的民族。好像整个民族被掐住了喉咙，无法喘息。而你从一些个人来看，你会发现那些貌似渺小软弱的的外表下均有一颗鲜活的灵魂。这灵魂虽然受到损伤，但仍旧十分敏感。受到残害的人虽然处在绝境，对生命的渴望仍埋藏在心底。这些人物的灵魂像是个泉眼，越往深处挖，泉水越往外涌，这万涓溪流汇在一起便是一部复活了的历史。被战争和政治恶化了的社会，给人的命运带来无数的劫难，维系着些幸存者随时都可能放弃的生命。劫后余生的老兵们，感恩的心，给点阳光就灿烂，让人百感交集，嗟叹不已，更加坚定了我拍摄下去的决心。
因缺乏稳定的资金，投资人，纪录片的采访、拍摄较困难。没有好的专业设备、拍摄、后期制作人员，片子质量不稳定。一部分是个人用小dv拍摄，质量没有保证。摄制组的志愿者没有收入，为生存所迫，很多人都不能坚持。最重要的是没有播出平台。2010年4月央视十频道“讲述”栏目某编导与本人联系选题，听说是国军抗战老兵的纪录片，不了了之。同年9月，上海电视台纪实栏目曹斓编导对该片颇感兴趣，已谈到合作拍摄、播出之事，后又因该栏目制片人认为此片没有商业价值告吹。目前《最后的老兵》的投资人，也是现在我们的制片人明确表态，如果联系不到播出平台，就不能继续投入采访、拍摄、制作的资金。而老兵日渐凋零，时间不等人。
期待：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历史，更多的人来关爱至今已为数不多的抗战老兵！
晓曙于2011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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